中国出版在线（BOOKICP）讯：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年，在历史长河中短得近乎一瞬，但其间的无数变化却对中国更远的未来有着持续、不绝的影响。就如同1978年12月在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整个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是如此全面、持久，深入到方方面面、每个人一样，今天，回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变迁，从社会环境到个人经历，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中国人都会为身边的巨大变化而感慨，抚今追昔，忆及三十年来的履迹，更能令我们的未来坚定、明朗。
新闻出版业作为信息传播、精神食粮生产的重要领域，对于丰富人们精神文化需求、开阔视野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出版业同样经历了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到整装待发、走向世界直到改企转制、集团上市的若干阶段，这一切已经开始，正在进行。
拨乱反正
事情还要从1977年说起。不可否认，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但变化显然在此前已经初露端倪。
早在1972年就开始从事出版工作的宋木文曾担任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长、文化部副部长、国家出版局局长、新闻出版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既是出版主管部门的领导又参与多个政策法规的制定和重点出版工程的实施，亲历了出版改革全过程，可以说对新时期中国新闻出版业的变迁有着从宏观到微观的了解。据他回忆，国家出版局在1977年12月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明确批判了“两个估计”（出自1971年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给中央的报告，其内容为：建国以来出版界是“反革命黑线专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统治地位”），当时主持出版局工作的王匡在会议报告中表示应该彻底批判“两个估计”，要把“长期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广大出版工作者解放出来”。宋木文对当年出版界批判“两个估计”的深远意义有着充分又适当的肯定：“整个国家的拨乱反正的标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出版界的拨乱反正也要以此为标志。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一刀切，有开端也会有序幕。同文学、艺术等领域相比，出版界的拨乱反正是走在前面的。”
有了标志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出版界的变化蓄势待发，在政治上、思想上的解放也需要组织上、人才上的保障。宋木文记得，从1972年开始，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出版单位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的同志陆续调回北京，有的恢复原职，就算没有官复原职，也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参与出版工作，“韦君宜、严文井、陈原等人，都回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组织上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上恢复出版工作。这些工作虽然不能一步到位做得完全彻底，但是历史作用是很明显的”。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系列会议，今天看来，对中国出版未来走向产生了决定性作用。首先是1978年10月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全国少儿读物出版会议，当时全社会正值粉碎四人帮之后百废待兴的状态，人民群众对图书的迫切阅读需求同出版界所能提供的精神食粮之间有着巨大反差，说是“书荒”并不为过。在此背景下，当时主持国家出版局工作的陈翰伯先抓少儿读物出版的恢复，保障少年儿童读者在成长阶段有好书可读对于国家的未来意义重大。庐山会议的召开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陈翰伯专门在会上做主题报告，号召出版界要尽快解放思想，多出好书。会上还制订了三年重点少儿读物出版规划，宋木文在其《亲历出版三十年》一书中写到这一段，“三年内为孩子们出版29套丛书。实际执行的结果远远超出了所订的规划”。1978年12月21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出版局、教育部等七个部门《关于加强少儿读物出版工作的报告》，这不仅对少儿出版、对整个出版界的思想解放以及出版品种的不断丰富、出版质量稳步提高都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紧随庐山会议之后的便是1979年12月在长沙举行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及时调整了地方出版社的经营方针，经过与会代表的热烈讨论，认为地方出版社应从出版的“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调整为“立足本地，面向全国”，这无疑极大调动了地方出版社的积极性。1983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明确规定“出版工作要在统一领导下，发挥中央和地方出版部门的积极性。地方出版社立足本地，面向全国，要把出版具有本地特点的图书，满足本地读者特别是农村读者的需要，作为经常性的重要任务”。“决定”的主要精神还有：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出版方针不再提“为政治服务”，改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确立了出版工作的五条指导思想，此外，还强调了出版的专业分工等。
整装待发
宋木文认为，出版界实现拨乱反正，开始思想解放之后，急待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方针和指导思想的问题，二是经过十年文革，出版队伍受到很大摧残，当时已经提出四个现代化，出版要适应这个形势，就要有与之相配合的物质条件、技术条件。这些都要解决，相关出版环节的问题都要解决。《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对当时和后20年的中国出版界都影响深远”。有了明确的出版方针和指导思想，加上发展出版事业必须的物质条件和相关政策，从人才培养到税收优惠以及书价改革，这些条件为出版业松绑，助力，进而加速。
1975年进入出版界，先后参与创办《译林》杂志和成立译林出版社的李景端对三十年来出版业发展也有着亲身体会。他向记者介绍了当年《译林》杂志诞生的情形――“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翻译出版工作近乎停滞。当时江苏省有关领导觉得江苏要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做些工作，决定办一个翻译类杂志。那时有一批编外文辞典的专家，对外国文学很有兴趣。当年的读者和译者都热情高涨，不管什么书，只要翻译出来，就是几万册的销量。译者也不讲报酬，稿费是千字三块钱也积极参与翻译”。他回忆到当年《译林》杂志引发的强烈反响，“邮局都抗议了，因为邮局收到的杂志订阅汇款单都用麻袋装。为了能够买到《译林》，当时是一块二一本的杂志黑市上要卖到两块钱，还要外加两张香烟票，读者太热情了。”
谈到外文资料的获取，李景端讲了一个当年的花絮：“那时候做翻译杂志要牵涉到很多外国资料，买外国的书刊要通过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批，国家没有那么大的资金投入，我们也没有太多的钱。如何解决？今天说来有些可笑。我发现当时的南京饭店常有外国客人，住过之后他们往往把带来的外文报刊扔掉，我就觉得这是很好的资料，既不花钱又有时效性。但当时的外事部门规定所有外文资料都要统一管理、登记，我就找到相关部门，表示我们是出版人，要利用这些资料工作。后来我们就定期去宾馆里搜集外文报刊，还通过外国留学生和新华社驻外记者帮忙搜集外文资料。”从很多老出版人的回忆中不难看出，这一个案在当年的中国出版界并不鲜见，也几乎是当年中国出版业的缩影。
人才建设
任何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专业、优秀的人才建设，出版业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之初，出版业与“书荒”相伴的，还有“人才荒”。1983年，武汉大学在国内率先设立图书发行专业，第二年，胡乔木向中央提出要在高校设立出版专业，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等学府相继建立编辑出版专业，此后高校的编辑、出版、印刷系科越来越发展，还建起了出版科研机构，对出版专业人员也开始评定专业技术职称，人才队伍的不断充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出版业改革的进度。
出版业到底最需要怎样的人才？宋木文认为，有水平又能够实际操作，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水平复合型新闻出版专业人才是出版业最急需的，“出版工作不是完全能靠学校教育解决的，比如一位中华书局的编辑，可能是学古籍的，但也要懂得出版，要懂得市场”。李景端认同出版业人才建设的必要，但他同时觉得，与人才建设相比，出版界思想解放所能提供给人才施展才华的环境也很重要：“我觉得中国出版界是有人才的，但有些人才并没能够充分发挥其能力，受到整个机制的制约。现在我们说要培养出版人才，内功外功都要加强，内功不必多说，外功就是说我们要营造一个出人才、人尽其才的出版环境。”
三大盛会
从1987年开始举办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与每年换一个举办地的全国书市（现为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并称中国出版业年度三大盛会。这三项活动加上各地纷纷涌现的地域性订货会、行业订货会、专项订货会、书展、书市等等，极大丰富了读者和图书销售商选书购书的范围，也刺激了图书销售市场日渐活跃。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常务副秘书长黄国荣从第一届开始就参加了北京图书订货会，从第三届开始更介入组织工作，他对这一书业盛会的起步记忆犹新：“第一届是1987年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搞的，当时叫社科书市，第三届才正式称为北京图书订货会。当时我的感觉是，书市和订货会要分开搞，时间也要错开，要明确出版社是主人，书店是客人。记得第三届的时候在玉泉宾馆，我们预定了800张床位还是不够，后来动员出版社把床位空出来给书店，出版社就住到会议室，睡行军床。”最初的火爆是缘于从看书目订货到看样订货的转变，加上当时还没有网络，出版社和书店之间的信息交流也有限。
如果说北京图书订货会的诞生是出版社和书店之间互通有无的交流、订货需求自然促成，那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的问世则与80年代初改革开放背景下我国出版业强烈的国际交流、版权贸易意识相关。1984年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已经提出想要主办国际书展，1986年9月首届BIBF在京举行，如今这一活动已经举办十四届，影响力早已走出国门，成为四大国际书展之一，是中国出版“走出去”战略的有力推手。
在互联网普及到影响人们生活方式的今天，上述书业盛会的信息交流功能不可避免要受到削弱，它们该往何处去？黄国荣对北京图书订货会的未来十分乐观，“有人问我，北京图书订货会还能火多久，我的回答是，想火多久就能火多久。我们要顺应规律，改革创新。这一订货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全行业的产业交易会，其功能是不断随行业变化而变化的，只要行业存在，肯定有不同的需求，我们就会增加需求的项目，为行业服务。”黄国荣表示，之所以这些年来不断举办的各类订货会或书展对北京图书订货会冲击并不大，是因为北京图书订货会的多功能发展。除订货外，北京图书订货会还包含信息交流、产业交流、经验交流、社店合作还有媒体、印刷厂、多媒体行业的交流平台等内容，成为出版行业的全方位交易会。另外，一年之际在于春，订货会设在每年一月，很多出版业内人士需要到会上获得信息和洽谈，解决一些上一年的遗留问题和新一年的工作合作问题。他分析三大书业盛会时说：“三大盛会的原始功能截然不同，订货会主要是看样订货，全国书市则是面向普通读者的图书销售，BIBF重点在版权贸易。我认为全国书市应该在销售上再做大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