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在线（BOOKICP）讯：当全球性的数字化大潮来袭时，国际出版巨擘纷纷做出向数字出版转型的探索和尝试，渐渐勾勒出传统出版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国出版业也无可避免地被裹挟到这股大潮中——从观望到争论，从概念的探讨到盈利模式的探索，数字出版受到业界前所未有的关注。去年本报连续推出数字出版系列报道，从不同角度勾画了中国出版业在数字出版领域的思考与实践。时隔一年，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内部认识，已然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本报再次以系列报道的形式，将目光聚焦数字出版的最新动向。
前不久，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和方正阿帕比数字出版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上出现了数位大学社社长、总编辑的身影。不难看出，当数字出版成为出版“时尚”，在中国出版业异军突起的大学社对其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但是，从密切关注到深入实践，尚有一段距离。
针对大学社目前在数字出版领域的表现，业者总结了四种类型：一是积极探索型，具体表现为主动出击，自主开发或者寻找技术商合作，集中力量使该领域成为自身的新经济增长点，改制试点单位表现突出；二是保守尝试型，表现为出版社被动依赖于技术公司，有“蜻蜓点水”的尝试心态；三是观望型，由于难以把握切入点，希望看看其他出版社的发展情况；四是无动于衷型，由于有充足的纸质图书收益，尚无明确的数字出版发展观念。记者采访了解到，大部分出版社或多或少有所行动，如浙江大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等已在明确的思路下着力推动此板块的发展，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等出版社正在进行清理电子版权等诸多方面的基础准备工作。
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项目副组长田胜立表示，大学社在数字出版方面具备优势条件：一方面，一批大学社，特别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等理工背景比较强的大学社从１９９０年代中期前后就开始围绕教学所需的内容资源，在以光盘为主要载体的电子出版方面进行探索，部分出版社设立了专门部门，甚至掌握了一定的发行渠道，形成了电子出版物品牌，如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高等教育课件等；另一方面，国际上的数字出版商业模式在教育学术领域相对成熟，为大学社提供了可借鉴的国际经验。也有业者指出，大学社拥有高品质的教育学术图书资源，可以依托大学丰富的教育学术资源乃至人才和技术储备，无疑是一种天然优势。
大学社发展数字出版具备相对有利的基本条件和环境，且部分出版社已经初步显现“领头羊”的气质。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在数字出版方面成功盈利的大学社还处于稀缺状态，于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就停留在如何逐步突破的问题上。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社长助理兼数字出版部主任余庆表示，对于单个出版社而言，不管在资源、技术还是资金上都面临着很多困难：数字出版以资源海量化为前提，单个出版社的内容资源有限；同时，出版社在技术上也不具备优势，如该社目前建设的数字资源平台就是委托专门的科技公司开发，然后移交出版社维护，因此亟需国家层面的总体规划和扶持。目前正在实施的国家数字出版复合工程应该可以为出版社带来一些机遇。清华同方知网的成功说明学术数字出版领域大有可为，单个大学社可以尝试在某个或某几个学科领域将数字出版资源库做专做深。
对于绝大多数大学社为中小社，且容易造成重复开发这一问题，田胜立认为，大学社可以互相联合，也可以和一般性出版社联合，联合方式可以面向内容、资本以及技术平台的开发等诸多方面。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社长汪春林表示，力量不足的中小社在发展数字出版初期阶段有必要选择与技术商合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投入、产出方面的压力。另外，出版社首先要做好数字出版的各项基础工作，如相关人才培训，与数字出版模式相结合的制度建设等。对于技术人才的培养，他指出两个办法：一是引进专门人才，二是把社内人员送出去学习，目前来看，不少出版社都在想办法培养自有的核心技术人才。
有专家指出，传统出版社在数字出版领域若想站住脚，从长远看，必须努力占据主导地位——主要来源于对上下游理解基础上的产品策划，然后再整合技术等相关环节，否则出版社就难以掌握主动权。另外，与技术商的合作也要突破单一作品的传播，向提供个性化的信息及增值服务转变。
浙江大学社：主导型合作激活特色化数字出版
对数字出版的理解和判断，决定着一个出版企业在这个领域的发展方向、途径乃至前景。浙江大学出版社在对数字出版产业紧密跟踪和深入研究的同时，为自己量身打造了数字出版的发展框架。在该社社长傅强的阐述中，“和传统出版相比，数字出版在内容形式、市场消费、产业形态、商业规则等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因此数字出版不是传统出版的简单延伸，也并非传统出版和数字产业的结合或交集，数字出版事实上是互联网时代整个数字内容产业的一场革命”。由此，浙大社的数字出版战略“不会过多关注电子书业务”，而将专注于因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发展而带动的内容和服务需求，逐步进行特色资源的建设以及特色产品和服务模式的探索，并谋划和布局今后出版社由内容提供商向信息服务商的战略转型。
传统出版从单纯的内容提供商向信息服务商转型，既可以发挥数字技术为深层次个性化信息服务提供的巨大潜力，也可以充分利用传统出版在内容加工、资源获取等方面的优势。信息服务的主要内容将包括：高水平的内容编辑加工服务，特定内容资源的数字延伸服务，个性化内容消费服务以及提供特定用户信息解决方案等。浙大社２００６年起着手建立全流程的数字化出版业务管理系统，并逐步开展多方面的研究和探索。２００７年底获得网络出版权以后，出版社立即成立数字出版中心，制定数字出版的战略，并明确了近期工作的五个方向，具体包括：纸质内容数字化及服务，特色数据库建设及内容解决方案提供，珍稀文献按需服务，高校学术知识库构建和服务，面向个人用户的个性化出版服务等。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７月底全品种电子图书将制作完毕并上网提供样张翻阅、样书推送、相关下载等服务，同时部分电子书可通过方正集团销售；７种高水平学术期刊（其中２种ＳＣＩ收录、３种ＥＩ收录）均提供全文免费下载；２份英文版电子期刊通过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ｋ提供国际收费下载服务，年下载次数在所有中国学术期刊中列前三位，下载收入已可基本维持期刊发展；面向个人用户的个性化出版服务项目已获得浙江省重大社会发展项目２００万元经费支持；高校学术知识库建设项目已获得１００余万元经费和设备支持；有关特色内容数据库建设已签订协议，一期项目经费１０余万元。傅强表示，数字出版是战略方向，因此两三年内盈利不是主要目标，重点是通过项目的运作来聚集资源、打造队伍、储备技术、寻找方向，同时为减少风险，从策略上主要通过社会服务和合作争取外部资金投入为主。
对于大多数出版社关心的数字出版的人才、技术以及合作方式等问题，傅强认为高校出版社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出版社的数字出版战略必须充分利用学校的优势。浙江大学在计算机、信息、数字媒体等学科有强大的科研力量和丰富的成果，出版社在数字出版的决策咨询、方案论证乃至具体的课题申请、项目开发方面都得益于学科的强大支持；同时，出版社可以通过聘用、兼职及合作等方式从学校相关专业获得数字出版需要的人才。与学校和社会力量合作是目前浙大出版社开展数字出版工作的重要形式，正在开展的项目大多以不同形式的合作为基础。合作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合作各方的优势，寻找“共赢”的机制，而出版社必须充分发挥在内容资源、市场信息、行业规则等方面的优势，在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目前，浙江大学出版社正逐步形成专、兼职队伍相结合，自主实施和社会合作相结合的数字出版工作机制，在队伍建设上以培养少量既精通数字技术又了解出版业务的领军人物为重点，在具体项目上以出版社为主导的整体设计和规划为重点，而其他相关的开发人员、技术和资金主要通过社会合作的方式解决。
“数字出版代表出版业的发展方向，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传统出版的转型无疑将经历艰难的过程，目前的工作从长远看都还只是方向性的探索。”这是傅强对于浙大社数字出版发展状态的一个描述，而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一个整体的状态和声音。（商报记者刘海颖／采写整理）
